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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自傳批評：
朱崇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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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本論文首先檢討傳統自傳研究的男性中心取向，指出傳統自傳研究本於大敘述的觀點，對女性自傳多所忽略與歧視。第二部分簡介女性自傳批評從八十年代以來的歷史，歷經潔樂寧，史密斯，吉爾摩等主要理論家，並分別加以檢討與短評。特別對吉爾摩的理論嘗試做較深入的引介與討論，並針對吉氏對自傳中文類與性別之間的糾結邏輯運作深入分析。簡言之，吉氏視自傳為一交疊纏錯之「論述網」，並視性別呈現為一種「技術」。遵循「認同政治」的脈絡，吉氏的討論特別注重「真相」──她所謂受限的「女性真實」──以及「身份」。筆者亦引用其他理論家的觀點來質疑吉氏的某些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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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第三部分筆者檢討吉氏本身對女性自傳批評的實踐。特別剔出她專書的第三章，討論自傳遊走真實與虛構之間所製造出的問題。首先討論中世紀屈指可數的女性告白。吉爾摩視告解為一種自我監察，亦為一種性別認同的構造媒介。（她舉的例子為Julian
of Norwich。）接著討論當代女性自傳的真實／虛假。她以Mary
McCarthy 為例，認為她的第一本自傳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
充滿著虛構的情節，意圖填補她記憶之缺欠與罅隙
。
但填補有其必要性與正當性：所謂自我原是一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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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筆者認為吉氏在第三章中對文類與性別之間的交錯轉換關係未做深入演繹，顯然與前二章的理論建構未能密切銜接，是為美中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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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一、 男性中心的「傳統」自傳研究 根據瑪可仕(Laura Marcus) 對自傳性論述的研究所得出的結論，自傳生產量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起猛然大增，有它背後的歷史與意識型態因素(Marcus 1994: 9, 11)。當然在自傳研究尚未崛起之前，自傳常被視為一種邊緣文類，文學價值頗低；一直要到二次大戰之後，自傳才逐漸被獨立為一個足資研究的文類。自始以往，自傳的「真實，或真相」(reality, or truth)都是自傳批評家的首要關懷。誠然自表面上看來，此文類是如此單純，自明(self-evident)，易為讀者接納，卻終究因為語言中介及修辭表達，而變得極其複雜且滑溜。因此，第二代批評家(如James Olney) 開始將重心轉移到自我呈現(self-representation)的問題：自傳如今被理解為一個過程，自傳作者透過「它」，替自我建構一個(或數個)「身份」(identity)。換言之，自傳主體並非純然經由經驗所生產：讀者必需考慮到前述自我呈現的過程，才能捕捉主體的複雜度，將主體性(subjectivity) 讀入 世界中。寫作自傳之舉，因此兼具創造性與詮釋性，絕非述「實」。如今自傳作者往往自由地採用任何一種形式或文類來書寫自我，從而打破自傳具有一特定形式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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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眾所周知，自傳研究
(autobiography
studies)
曾於七十年代在美國學界極盛一時，蔚為顯學。其中卓然有成，可以
躋
身大家之林者，自當以歐尼
(James
Olney)
為代表。至今雖未能持續發燒，但卻轉而成為文化研究的新寵，受到女性主義者，勞工階級，以及史料研究者的重視。從
1980
年代開始，女性主義批評家即致力於拉抬女性自傳研究，意圖暴露出文學典律建構之時的排他過程，出土了許多原本被排除在典律外，幾乎湮沒不聞的女作家，暴露出自傳及自傳研究傳統的男性中心傾向。因此，若問自傳研究為何能在今日又再有捲土重來之勢，或可歸納出以下數個原因：
(1)
首先，自
1950
年後興起的自傳熱，是呼應二十世紀下半葉
(
西方哲學界
)
對主體性
(subjectivity)
的激辯的回應。如今出現「分裂的主體」
(split
subject)
的新認知
，適可
以應用於自傳閱讀，以提供新觀點。
(2)
批評企業對傳統主流文類如戲劇、詩、小說的拓展，到今日已有「枯竭」之勢，因此有意另闢疆域，研究原本較不受人重視的文類。如今雖然「傳統」自傳研究
(
特指以歐尼為首的
)
鋒芒漸減，但另一波受當前認同政治影響的自傳研究潮又繼之而起，只是批評焦點業已轉向女性或少數族裔等等族群的自傳。在強調理論之重要性的今天，這種由於理論典範的轉移
(paradigm
shift)
，而引發的美學觀點及判準的改變，或可以視之為將自傳書寫轉化成為文學理論服役的一種方式。換言之，如今新的理論，由於發現了新的問題，往往可讓原本被棄之如敝屣的文類鹹魚翻身；這都是因為人們對所謂文學的認知模式已然改變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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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但雖然自傳日益暴露出文類區分的不穩定性，傳統自傳批評卻仍然保留了性別的階級等第觀
(gender
hierarchy)
，而重新吸納了此不穩定性。試問：既然自傳可謂人人會寫，那麼到底什麼樣的自傳是值得研究的？翻閱各種自傳研究，即可發現較為保守的批評家對此問題的預設：自傳必須作者是有頭有臉，足堪為眾人表率的「男人」，才值得研究，才值得探討。所以我們可見到對聖奧古斯丁
(St.Augustine)
、盧梭
(Rousseau)
、亞當斯
(Henry
Adams)
、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渥茲華茲
(William
Wordsworth)
、吉朋
(Gibbons)
、柯林烏
(Collingwood)
、佛洛伊德
(Freud)
等人的自傳研究。而對女性所寫的自傳，批評家往往興趣缺缺。因為女性缺乏引人注目的經驗：女人的生活往往局限於家庭，沒有公共空間，不可能締建豐功偉業，沒機會起草
<
獨立宣言
>
，無緣成為偉大的歷史哲學家，也不可能創立精神分析學說。因而女人在提筆寫自傳之時，往往自慚形穢，或是遭到許多外在的阻力。所以往往產量稀少，不被視為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討論自傳理論的專書中，對女性自傳的研究往往被列入額外的一章，彷彿它們與典範式的男性自傳完全無涉；如前所提到歐尼所編的自傳研究論文集之中，唯一專門討論女性自傳的就僅有
Mary
Mason
的一篇
(Onley 1980
：
207-3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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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準此，在以往父權意識型態掛帥之下，對女性自傳的忽視自然是可想而知。而前所提到的「偉人夫子自道」的尊崇，其實所本的也就是一種大敘述
(grand
narrative)
的餘孽。在今日，由於女性意識的覺醒，文學研究者也認知到以往漠視女性自傳的偏差，因此討論女性自傳的文章逐日增多。不過受到眾多男性前驅者已樹立了不少文類法則的影響，女性在書寫自傳之際，必須自覺地抗拒這些法則的制約。所以在過去十數年之中，自傳批評的重心亦已歷經轉移。近幾年來，由於各種批評理論蓬勃發展，百家爭鳴，開始關注少數族裔、女性、或是同性戀等等原本受到忽視之人士的自傳，這些原本不見容於主流論述的邊緣文本，
又不斷向傳統自傳研究以歐洲男性作為典範的偏差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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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然而在我們著手研究女性自傳之前，亦有幾個議題必須先釐清：首先，女性自傳與男性自傳間內容的差別，是否完全肇因於性別的差異？其次，以文類的觀點看來，女性自傳與其他女性書寫之差異為何？因為畢竟讀者在閱讀女性自傳之際，所抱持的預設立場，與閱讀小說、日記、或書信時不盡相同。最後，作為影響文類生產的變數，性別差異的影響力到底有多大？又如何避免掉入主流性別意識型態的窠臼，而不在自傳中重行複製之？女性自傳作者如何才能不再自認為自己的身份無足輕重，而能夠適度地挪用男性自傳的形式，開創出新的文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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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二 女性自傳研究的興起 「難道就因為我是一個 女人 ，因此就必需相信我不應該對你訴說上帝之善，而同時我卻明白祂的旨意是要讓人人皆知？」 ------ Julian of Norwich ( 筆者中譯 ) |